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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苏洵
汉高祖挟数用术，以制一时之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之势，举指摇目以劫制项羽，不如张良。
微此二人，则天下不归汉，而高帝乃木强之人而止耳。
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智之所不及，则高帝常先为之规画处置，以中后世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
盖高帝之智，明于大而暗于小，至于此而后见也。
帝尝语吕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必勃也。
可令为太尉。
”方是时，刘氏既安矣，勃又将谁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属勃也，知有吕氏之祸也。
” 虽然，其不去吕后，何也？势不可也。
昔者武王没，成王幼，而三监叛。
帝意百岁后，将相大臣及诸侯王有武庚、禄父者，而无有以制之也。
独计以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
吕后佐帝定天下，为大臣素所畏服，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壮。
故不去吕后者，为惠帝计也。
吕后既不可去，故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
是故，以樊哙之功，一旦遂欲斩之而无疑。
呜呼！彼岂独于哙不仁耶！且哙与帝偕起，拔城陷阵，功不为少矣。
方亚父嗾项庄时，微哙诮让羽，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
一旦人有恶哙欲灭戚氏者，时哙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斩之。
夫哙之罪未形也，恶之者诚伪未必也。
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斩天下之功臣，亦明矣。
彼其娶于吕氏，吕氏之族若产、禄辈皆庸才不足恤，独哙豪健，诸将所不能制，后世之患，无大于此矣。
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
樊哙死，则吕氏之毒将不至于杀人，高帝以为是足以死而无忧矣。
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
哙之死于惠之六年也，天也。
使其尚在，则吕禄不可绐，太尉不得入北军矣。
或谓哙于帝最亲，使之尚在，未必与产、禄叛。
夫韩信、黥布、卢绾皆南面称孤，而绾又最为亲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继以逆诛。
谁谓百岁之后，椎埋屠狗之人，见其亲戚乘势为帝王而不欣然从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
”
《权书·高祖》现代文赏析：
诗人在这篇政论中展现了其独特的史论视角，以犀利的笔触剖析汉高祖刘邦的帝王心术。文章开篇即以对比手法点明刘邦的统治特点——虽不及陈平之谋略、张良之运筹，却能在大局谋划上超越二人。这种"明于大而暗于小"的智慧，正是刘邦能够开创汉室基业的关键。
文中对刘邦处置吕后势力的分析尤为精辟。诗人将刘邦比作善用毒药治病的良医，指出他保留吕后实为两难之下的权衡：既需要吕后震慑群臣以保幼主，又必须削弱其党羽以防不测。这种看似矛盾的安排，恰恰体现了刘邦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特别对樊哙之死的解读，揭示了开国君主在功臣与后嗣之间的艰难抉择——刘邦宁可背负诛杀功臣的骂名，也要为后世消除隐患。
文章结尾的论断尤为深刻。诗人通过韩信、黥布等案例，指出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具有普遍性。即便亲如樊哙，在权力诱惑下也可能变质，这种对人性的冷峻洞察，使文章超越了具体史实的评论，上升为对权力本质的哲学思考。所谓"遗其忧者"的论断，既是对陈平、周勃历史作用的肯定，也暗含对帝王心术的深刻理解——最高明的统治艺术，正在于为后世预留化解危机的可能。
全文以严密的逻辑推演和生动的历史类比，展现了诗人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卓识。其论述既紧扣史实，又超越具体事件，在分析汉代政局的同时，也暗含对当代政治的警示，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史为鉴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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