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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欧阳修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为治者有先后。
尧、舜之书略矣。
后世之治天下，未尝不取法于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后也。
三王之为治也，以理数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国，以井田域民，以职事任官。
天下音定数，邦国有定制，民有定业，官有定职。
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简而不劳。
财足于用而可以备天灾也，兵足以御患而不至于为患也。
凡此具矣，然后饰礼乐、兴仁义以教道之。
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风俗淳厚，而王道成矣。
虽有荒子孱孙继之，犹七八百岁而后已。
夫三王之为治，岂有异于人哉？财必取于民，官必养于禄。
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与后世之治者大抵同也。
然后世常多乱败，而三王独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后，而为之有条理。
后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劳而政益不就，認認然常恐乱败及之，而辄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后。
而于今之务众矣，所当先者五也。
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则未之思也。
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财；系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
此有司之所知也。
然财丰矣，取之无限而用之无度，则下益屈而上益劳。
兵强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则兵骄而生祸。
所以节财、用兵者，莫先乎立制。
制已具备，兵已可使，财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
是故均财而节兵，立法以制之，任贤以守法，尊名以厉贤，此五者相为用，有天下者之常务，当今之世所先，而执事者之所忽也。
今四海之内非有乱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时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
以晏然至广之天下，无一间隙之端，而南夷敢杀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强之王，北夷敢有抗礼之帝者，何也？生齿之数日益众，土地之产日益广，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天下不实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备故也。
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
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
天下为一，海内晏然。
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
方今承三圣之基业，据万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尽大禹贡赋之地莫不内输，惟上之所取，不可谓乏财。
六尺之卒，荷戈胜甲，力穀五石之弩、弯二石之弓者数百万，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谓乏兵。
中外之官居职者数千员，官三班吏部常积者又数百，三岁一诏布衣，而应诏者万余人，试礼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择，不可谓乏贤。
民不见兵革于今几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内修法度，兴德化，惟上之所为，不可谓无暇。
以天子之慈圣仁俭，得一二明智之臣相与而谋之，天下积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礼，作乐，可如成周之盛；奋发威烈，以耀名誉，可如汉武帝、唐太宗之显赫论道德，可兴尧、舜之治。
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
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是所谓居得致之位当可致之时又有能致之资然谁惮而久不为乎！
以下是我对这首诗的赏析：
欧阳修的《本论》是一篇阐述治国之道的文章，其主旨在于强调治国者应注重本末先后之理，并推陈出新，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文章首先指出治理国家之法应当根据尧舜等三代帝王的法则，推究事情的根本与细枝末节，知其轻重缓急，以此来构建完整的治国之理。他明确提出了三代圣王的治理理念：理数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国，以井田制养民，以职事任官。这些理念是经过历史验证的，被视为治国之道的基石。
随后，欧阳修又深入分析了为何后世治国之道常常失败，而三代圣王却能独善其身的原因。他认为，后世的治国者往往忽略了本末先后之理，没有按照既定的法则来行事，最终导致了乱败的局面。这也暗示了欧阳修对当下社会的担忧，希望执政者能汲取历史经验，不要重蹈覆辙。
接下来，他着重探讨了当下社会应当重视的问题，其中包括节制财政、练兵守土、用人以才等五个方面的对策。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治国安邦的核心要素，可见欧阳修对于当前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有深入的了解和思考。
然而，他并未因此满足，反而深入探讨了为什么“一平安无事”的社会依然存在着许多乱象和隐患的原因。欧阳修指出，“民见兵革之忧久矣”，表明社会的积贫积弱，不仅因为缺少战备和忧患意识，还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资源不足和制度不够完善。这些都使人民的安全感和国家的稳固性大打折扣。
在最后，欧阳修通过强烈的对比和对未来治理之道的期待，对当前的执政者提出了深深的警示。他以仁慈、节俭、明智等词语形容宋朝的开国君主，并以他们的慈爱和明智为基础来展望未来的盛世。然而他也指出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财不足用、兵不足威、制度无法成为万世法则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那么即使身处盛世，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太平。
总的来说，《本论》是一篇对治国之道深入剖析的文章，欧阳修通过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的对比，对当前的执政者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和深刻的警示。他的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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