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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 左丘明
晋侯合诸侯于扈，平宋也。
于是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鯈，唯执事命之。文公二年，朝于齐；四年，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有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
晋巩朔行成于郑，赵穿、公婿池为质焉。
《郑子家告赵宣子》现代文译文：
晋侯在扈地会盟诸侯，为平息宋国内乱。当时晋侯拒绝接见郑伯，认为郑国怀有二心倾向楚国。郑国大夫子家派通讯官送信给晋国赵宣子，信中写道：
"我国国君即位第三年，就邀请蔡侯共同侍奉贵国。当年九月，蔡侯途经我国准备赴晋，恰逢我国发生侯宣多叛乱，国君因此未能与蔡侯同行。十一月平定叛乱后，立即随蔡侯朝见贵国。即位第十二年六月，我陪同太子夷前往楚国，说服陈侯共同朝见晋君。第十四年七月国君再次朝晋，完成陈国归附事宜。第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我国出发朝见晋君。去年正月，烛之武护送太子夷赴晋朝见；八月，国君又亲自前往。陈蔡两国紧邻楚国却不敢怀贰心，正是因我国居中调停之故。我国如此尽心侍奉晋国，为何仍不免获罪？国君在位期间，先朝见晋襄公，后又两次朝见现任晋君，太子与大臣们接连不断前往绛都。虽是小国，侍奉之礼已无可复加。
如今晋国指责'未能满足要求'，郑国已竭尽所能。古人云：'畏首畏尾，还剩多少勇气？'又说：'濒死之鹿不择庇荫。'小国侍奉大国，若得善待则以人道相待，若遭苛待则如困兽。被逼至绝境时，哪还顾得上选择？晋国要求永无止境，郑国已知亡国在即。现集结全部军队在鯈地待命，静候晋国处置。先君文公二年朝见齐国；四年应齐要求伐蔡，却因此与楚国结盟。身处大国夹缝中服从强权命令，何罪之有？若晋国执意相逼，郑国唯有拼死一战。"
最终晋国派巩朔与郑国议和，赵穿与晋侯女婿池赴郑国为人质。
赏析：
这篇外交辞令展现了春秋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生存智慧。郑子家的书信具有三个鲜明特点：
其一，以详实年表构建道义优势。信中精确列举七次朝晋记录，形成无可辩驳的事实链，用具体数据反驳"贰于楚"的指控，展现"数字外交"的早期范例。
其二，双引古谚制造心理震慑。"畏首畏尾"揭示小国的生存焦虑，"鹿死不择音"暗喻反抗决心，最后"铤而走险"的警告，构成从隐忍到抗争的情绪递进。
其三，刚柔并济的谈判艺术。前段以臣属姿态陈情，中段转守为攻质问晋国，尾段突然亮出军事部署，形成绵里藏针的威慑。这种"示弱—说理—示强"的三段式结构，成为后世弱国外交书的经典范式。
值得注意的是，郑国通过列举侍奉齐楚的历史，暗示晋国并非唯一宗主国，这种"多边外交"的暗示，实为对晋国霸权的柔性挑战。最终晋国接受议和并派出人质，证明子家成功将道义优势转化为实际利益，堪称春秋辞令战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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