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 左丘明
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肴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淆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垂,我是以有辅氏之聚。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榖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吕相绝秦》现代文译文:
夏历四月戊午日,晋侯派吕相出使秦国宣布断交,说:
"从前我先君献公与贵国穆公相互友好,合力同心,用盟约誓言确立关系,又通过联姻加深情谊。后来上天降祸晋国,文公流亡齐国,惠公投奔秦国。不幸献公去世,穆公不忘旧日情谊,帮助我惠公回国继位。但穆公未能完成拥立大功,反而发动韩原之战。后来他内心悔悟,又帮助我文公回国即位,这都是穆公的功绩。
文公亲自披甲征战,跋山涉水,克服险阻,率领东方诸侯——虞、夏、商、周的后裔朝见秦国,这已经报答了旧恩。郑国侵犯贵国边境,我文公率领诸侯与秦军共同围郑。但秦国大夫不请示我君,擅自与郑国结盟。诸侯愤慨,准备与秦决战。文公为安抚诸侯,使秦军得以安全撤回,这是我们对西方的重大恩惠。
不幸文公去世,穆公却不来吊唁,轻视我先君,欺凌我襄公,侵占肴地,断绝友好,攻打我边城,灭我费滑,离散我兄弟之邦,扰乱我同盟,危害我国。我襄公不忘穆公旧功,又担忧国家安危,才发动肴之战。我们仍希望穆公能原谅,但他不听,反而联合楚国谋害我国。幸而上天眷顾,楚成王去世,穆公的阴谋才未得逞。
穆公、襄公相继去世后,康公、灵公继位。康公本是我晋国外甥,却想削弱我国公室,颠覆我国,率领我国叛臣来侵扰边境,因此爆发令狐之战。康公仍不悔改,入侵河曲,攻打涑川,占领王官,夺取羁马,于是又发生河曲之战。东西道路不通,都是康公断绝友好所致。
到贵君继位时,我景公曾翘首西望说:"或许会安抚我国吧?"但贵君也不肯结盟,反而趁我国与狄人交战时,入侵河县,焚烧箕、郜,毁坏农田,杀戮边民,因此爆发辅氏之战。后来贵君也后悔战祸蔓延,想向先君献公、穆公祈求福佑,派伯车来对我景公说:"让我们重修旧好,共同弃恶从善,追念先辈功勋。"但盟约未成,景公就去世了,因此我君才举行令狐会盟。贵君又不怀好意,背弃盟誓。
白狄与贵国同处雍州,是贵国仇敌,却是我国姻亲。贵君来命令说:"我们一起讨伐狄人。"我君不敢顾念姻亲关系,畏惧贵君威势而接受了命令。但贵君又对狄人怀有二心,说:"晋国要攻打你们。"狄人既回应又憎恶,因此告知我国。楚国也厌恶贵君反复无常,来告诉我国:"秦国背弃令狐之盟,来要求与我们结盟,并向皇天上帝、秦国三公、楚国三王宣誓说:'我们虽然与晋国往来,但只看重利益。'我们厌恶这种无德行为,因此公布此事,惩戒不专一之人。"
诸侯都听到了这些话,因而痛心疾首,亲近我君。我君率领诸侯听候命令,只求友好相处。贵君若能体恤诸侯,怜悯我君,赐予盟约,那正是我君所愿,必将安抚诸侯退兵,怎敢制造战乱?若贵君不施恩惠,我君虽不才,恐怕就不能率领诸侯退兵了。谨将实情告知贵国执事,请执事认真权衡利弊。"
赏析:
这篇外交辞令堪称春秋时期"绝交书"的典范,展现了高超的外交辞令艺术。全文以时间为序,历数秦晋两国八十余年的恩怨,具有以下艺术特色:
一、虚实相生的叙事策略。表面客观陈述史实,实则精心剪裁,将晋国塑造为始终重情守义的形象,而秦国则是反复无常的负面典型。如对"韩原之战"轻描淡写,对晋国失利避而不谈,却突出秦穆公的"悔悟"。
二、刚柔并济的修辞艺术。全文既有"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等激烈控诉,又有"犹愿赦罪于穆公"的宽容姿态,最后以"唯好是求"的和平诉求作结,展现了外交辞令的张力。
三、严密的逻辑结构。从两国先祖盟好说起,历数秦国七代君主的"背信"行为,最后归结到当前局势,形成无可辩驳的指控链条。这种"以史为鉴"的论证方式极具说服力。
四、鲜明的政治意图。表面是断绝邦交,实则为即将爆发的战争寻求道义支持。通过向列国展示秦国的"不义",为晋国争取外交主动,反映了春秋时期"伐交"与"伐兵"并重的战略思想。
这篇雄文不仅记录了重要的历史事件,更展现了先秦行人辞令的艺术高度,对后世外交文书写作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