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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欧阳修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纵囚论》现代文译文与赏析
【现代文译文】 信义是君子的行为准则，刑罚则用于惩治小人。被判死刑者，都是罪大恶极之人，这是小人中最恶劣的一类。宁可为道义赴死，不苟且偷生，视死如归，这又是君子最难做到的境界。唐太宗贞观六年，记录在案的死囚三百余人，太宗放他们回家，约定到期自动回来受刑。这是用君子都难以做到的标准，来要求最恶劣的小人必须做到。结果囚犯们到期都自动返回，无一逃亡。这本是君子难以做到的，却成了小人轻易完成的事，这符合人之常情吗？
有人说：罪大恶极者确实是小人，但若以恩德感化，可使他们转变为君子。恩德感化人心之深，改变人性之快，竟能达到如此程度。我认为：太宗这样做，是为博取仁德之名。怎知不是太宗料定囚犯必会为求赦免而返回，才故意释放？又怎知不是囚犯料定自动返回必获赦免，才故意归来？君主揣测囚犯必回而释放，是上位者算计下位者；囚犯揣测必赦而返回，是下位者算计上位者。我看这是上下互相算计来成就虚名，哪里谈得上什么施恩讲信？否则，太宗治国六年，尚不能杜绝小人犯下死罪，怎可能凭一日之恩就让死囚视死如归？这是说不通的道理！
那么怎样做才合适？我认为：若放归后返回仍处死不赦，再放归再返回，才可证明是恩德感化所致。但这绝不可能发生。偶尔赦免自动返回者尚可，若屡次如此，杀人者都不偿命，这能成为天下常法吗？不能作为常法的，能算圣人之道吗？尧、舜、三王治国，必以人性为本，不标新立异求高明，不违背常情博声誉。
【深度赏析】 诗人这篇政论散文以唐太宗"纵囚归狱"的典故为切入点，层层剥茧地揭露了政治作秀的虚伪性，展现了宋代士大夫理性的政治智慧。
一、论证结构的精妙性 文章采用"立靶-驳斥-立论"的三段式结构。先陈述太宗纵囚的表面现象，接着用"此岂近于人情哉"发起质疑，继而通过双重反诘（"安知夫纵之去也""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揭示事件背后的算计本质，最后提出"本于人情"的治国主张。这种环环相扣的论证方式，典型体现了宋代散文的逻辑力量。
二、人性洞察的深刻性 作者尖锐指出："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戳穿了政治表演的共谋本质。他对人性的认识异常清醒——死囚的"守信"实为求生算计，君王的"仁德"实为沽名钓誉。这种洞察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评判，展现出政治现实主义的高度。
三、法制思想的先进性 文中提出的"纵而来归，杀之无赦"的检验标准，体现了法律严肃性的现代意识。更可贵的是指出"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反对将特殊案例常态化，这种对法律普遍适用性的认识，在当时具有超前性。
四、语言艺术的独特性 诗人善用对比手法强化说理："君子之难能"与"小人之所易"、"一日之恩"与"六年之治"的强烈反差，使论点更具冲击力。反问句的密集使用（全文11处反问）形成排山倒海般的论辩气势，而"尧舜三王"的正面例证又为文章奠定庄重基调。
这篇不足五百字的短文，既是对历史事件的祛魅，也是对理想政治的建构。诗人通过解构一个被美化的政治神话，确立了"不逆情以干誉"的务实政治伦理，其思想深度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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