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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某顿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藁，私心甚不喜，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
若书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安有探宰相意，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若果尔，退之岂宜虚受宰相荣己，而冒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故，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
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
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之为宰相，生杀出入，升黜天下土，其敌益众，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耶？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 又言“不有人祸，则有天刑”。
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
凡居其位，思直其道。
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
孔子之困于鲁、卫、陈、宋、蔡、齐、楚者，其时暗，诸侯不能行也。
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
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
若周公、史佚，虽纪言书事，独遇且显也。
又不得以《春秋》为孔子累。
范晔悖乱，虽不为史，其宗族亦赤。
司马迁触天子喜怒，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
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
子夏不为史亦盲，不可以是为戒。
其余皆不出此。
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
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诚如此者。
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则卒谁能纪传之耶？如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同职者、后来继今者，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则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
不然，徒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
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
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
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 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
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
《与韩愈论史官书》现代文赏析
诗人这封写给韩愈的信，堪称唐代文坛最具锋芒的批评檄文。开篇"私心甚不喜"五字如利剑出鞘，直指韩愈担任史官却畏惧秉笔直书的矛盾心态。信中展现的不仅是两位文豪的思想交锋，更是中国史学精神的核心论辩。
诗人首先痛批韩愈"虚受宰相荣己"的功利心态。他以层层递进的排比质问：若畏惧史官褒贬会招祸，那么担任御史、宰相岂不更危险？这一连串诘问如惊涛拍岸，揭穿了韩愈"食奉养而避责任"的虚伪。其中"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的讽刺，活画出尸位素餐的官僚画像。
针对韩愈"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托词，诗人展现出惊人的历史洞察力。他列举从孔子到左丘明七位史家命运，雄辩地指出：史家遭遇多与个人行事相关，非关职业本身。特别指出"子夏不为史亦盲"的史实，彻底粉碎了韩愈的因果迷信。这段论证如庖丁解牛，将逃避责任的心理基础瓦解殆尽。
在论述方法上，诗人展现出严密的逻辑力量。先破后立，先驳斥逃避心理的荒谬，再正面提出"守中道，不忘其直"的史家操守。其"道苟直，虽死不可回"的宣言，与司马迁"人固有一死"的史笔精神遥相呼应。
最精彩的是对集体推诿心理的批判。"人人皆曰我一人"的循环论证，精准刺中了官僚体系的惰性病灶。诗人提出的解决方案颇具现代性：每个史官各尽所能，形成知识积累的共同体。这种反对"等靠要"的积极态度，在今天仍具警醒意义。
结尾处"不勉己而欲勉人"的感叹，道破了古今知识分子的通病。全文既有朋友间的诚恳劝诫，又有思想家的深刻洞见，更饱含对历史真相的敬畏之心。这封书信不仅挽救了一位伟大史官的职业操守，更为后世留下了"直笔著史"的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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