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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柳宗元
韩愈谓柳子曰：“若知天之说乎？吾为子言天之说。
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为使至此极戾也！’若是者举不能知天。
夫果蓏、饮食既坏，虫生之；人之血气败逆壅底，为痈疡、疣赘、瘘痔，虫生之。
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萤飞。
是岂不以坏而后出耶？物坏，虫由之生。
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
虫之生而物益坏，食啮之，攻穴之，虫之祸物也滋甚。
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仇也。
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偃溲，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 、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钅容，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悻悻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
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
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
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
子以吾言为何如？” 柳子曰：“子诚有激而为是耶，则信辩且美矣。
吾能终其说。
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
浑然而中处 者，世谓之元气。
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
是虽大，无异瓜蓏、痈痔、草木也。
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
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
子而信子之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痈痔、草木耶！”
《天说》现代文译文：
韩愈对诗人说："你了解天的道理吗？我来为你讲讲天的道理。如今有人遭受疾病、屈辱、饥寒交迫时，就会仰天呼喊：'残害百姓的人昌盛，保护百姓的人遭殃！'又仰天呼喊：'为什么让世道如此乖戾！'像这样的人都不懂得天的道理。瓜果食物腐烂了，就会生虫；人的血气败坏淤滞，就会长出毒疮、疣赘、痔瘘，这些也都是由虫引起的。树木腐朽了里面就会生蛀虫，野草腐烂了就会有萤火虫飞出。这不都是因为先有败坏然后才生出虫来吗？事物败坏了，虫就由此产生。元气阴阳败坏了，人类就由此产生。虫产生后会使事物更加败坏，啃咬它，钻蛀它，虫对事物的祸害越来越严重。那些能除掉虫的，就是对事物有功的；让虫繁殖生长的，就是事物的仇敌。人类对元气阴阳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开垦原野田地，砍伐山林树木，凿井取泉水饮用，挖墓穴埋葬死者，又挖坑作厕所，修筑围墙、城墙、楼台、观景台，疏通河道、沟渠、池塘，钻木取火，冶炼金属，制作陶器，雕琢玉器，使天地万物憔悴不堪，不能保持本性，人类还怒气冲冲地不断破坏摧残。人类对元气阴阳的祸害，不是比虫对事物的祸害更严重吗？我认为，如果有人能削减这些破坏者，使祸害元气阴阳的人越来越少，这就是对天地有功的人；让这些人繁殖增长的，就是天地的仇敌。现在人们都不懂得天的道理，所以才这样呼喊埋怨。我想天听到他们的呼喊埋怨，有功的人一定会受到重赏，而那些祸害者一定会受到重罚。你认为我的话怎么样？"
诗人说："你确实是有所激愤才说这番话的，确实说得雄辩而优美。我来把你的说法说完。那上面青黑色的，世人称之为天；下面黄色的，世人称之为地。浑然一体处于中间的，世人称之为元气。寒来暑往，世人称之为阴阳。这些虽然宏大，但与瓜果、毒疮、草木没什么不同。假设有谁能除掉那些蛀虫，这些事物能报答他吗？让虫繁殖生长的，这些事物能发怒吗？天地，不过是大瓜果；元气，不过是大毒疮；阴阳，不过是大草木。它们怎么能赏功罚过呢？有功的自然有功，有祸的自然有祸，指望它们赏罚是大错特错；呼喊埋怨，指望它们怜悯仁慈，就更是大错特错了。你如果坚信你的道理在其中周旋，活着就是活着，死了就是死了，何必把生死得失寄托在瓜果、毒疮、草木上呢！"
赏析：
《天说》展现了唐代两位思想家的宇宙观交锋。韩愈持"天人感应"说，认为上天会赏善罚恶；诗人则持自然主义观点，认为天地只是物质存在，没有意志。
韩愈的论述充满道德激情，将人类比作破坏自然秩序的"害虫"，其"残民者昌"的感叹反映了对现实不公的愤懑。他构建了一套"天理循环"的奖惩体系，试图为道德秩序寻找宇宙论依据。
诗人的反驳则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他用"大瓜果"、"大毒疮"的比喻消解了天的神圣性，指出自然规律与道德评判无关。其"功者自功，祸者自祸"的论断，彰显了"天道自然"的哲学立场。
这场对话不仅是两种宇宙观的碰撞，更折射出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思考。韩愈试图通过"天理"来规范人世，诗人则主张直面现实，不寄托于虚幻的赏罚。这种思想交锋，对后世理解唐代哲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运用类比、反问等修辞手法，使抽象哲理形象生动。韩愈层层递进的论述与诗人简洁明快的反驳形成鲜明对比，展现了唐代论说文的高度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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