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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
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丛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
呜乎！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
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箕子碑》赏析
诗人在这篇碑文中以"大人之道"为纲，通过箕子的人生轨迹，展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在乱世中的处世智慧与文化担当。全文以"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三重境界构建起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文化传承紧密相连。
在艺术表现上，文章采用层层递进的结构。开篇提出理论框架后，以殷纣时期为背景，展现箕子在"大道悖乱"时的艰难抉择——既不愿如比干般赴死，也不愿如微子般离去，而是选择"晦谟范，辱于囚奴"的第三条道路。这种"明夷"之境（《易经》中"明入地中"的卦象）生动体现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
文中对《洪范》创作的记述尤为精彩。当"天命既改"时，箕子将殷商文化精髓转化为"序彝伦而立大典"的治国方略，完成从"囚奴"到"圣师"的身份转变。这种文化传承的自觉，在"封朝鲜，推道训俗"的实践中更升华为文明传播的壮举，"俾夷为华"四字凝练地概括了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特质。
最后的颂辞采用四言句式，以"蒙难以正"与"授圣以谟"对举，形成强烈的时空张力。"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八句，通过高低、显晦的对比，塑造出立体饱满的圣贤形象。特别是"非死非去，有怀故都"二句，深刻揭示了箕子表面顺从下的文化坚守，这种"时诎而伸"的智慧，正是诗人自身贬谪生涯的精神写照。
全文将《易经》《尚书》等经典有机融入叙事，既是对儒家道统的承续，也寄寓着作者对"道合隆污"理想人格的追求。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语境中，这篇碑文通过对上古贤臣的礼赞，实则表达了重建文化秩序的时代诉求。
现代文译文： 大丈夫的处世之道包含三重境界：一是在困境中坚守正道，二是将法典传授给圣王，三是教化普惠百姓。殷商有位贤人叫箕子，真正践行了这些准则立于世间，所以孔子阐述六经要义时，对他特别推崇。
在纣王统治的黑暗年代，天道沦丧，上天的警示不能使其醒悟，圣人的规谏毫无作用。像比干那样以死进谏固然是仁德，但对保存宗庙无益，所以箕子不这样做；像微子那样投降求生也算仁德，但等同于背叛国家，所以箕子不忍心。这两条路都有人走过了。于是他保持睿智，与世浮沉；隐藏自己的谋略，忍受囚徒的屈辱；外表糊涂却不失正道，看似颓废却从未放弃。所以《易经》说"箕子之明夷"，就是指在黑暗中坚守光明。
等到周朝天命更替，百姓重获新生，他才献出治国大法，成为圣王的导师。周人因此能建立伦理秩序，制定典章制度。《尚书》记载"箕子归来作《洪范》"，这就是将法典传授圣王。后来他受封朝鲜，推行道德教化，认为没有低贱的德行，没有不可教化的民众，以此延续殷商祭祀，使东夷接受华夏文明，这就是教化普惠百姓。
总揽这三重大道于一身，无论天地如何变幻都持守中正，这不就是真正的伟人吗？唉！当周朝尚未兴起，殷商尚未灭亡时，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假若纣王未及恶贯满盈就死去，武庚企图复国，没有箕子这样的人，谁来振兴国家呢？这确实是世事难料的偶然啊。但箕子先生隐忍而行，难道不是早有深谋远虑吗？
大唐某年，我在汲郡建立祠庙，每年按时祭祀。敬佩先生独能位列《易经》卦象，特作此颂：
在蒙难中守正，向圣王献法典。 宗庙祭祀绵延，夷民获得新生。 光辉的伟人啊，显达困厄不变。 圣人的仁德，无论盛世乱世。 怀抱明哲智慧，不以奴役为耻。 谦逊恪守礼法，不因孤独自满。 居高而不危险，处卑不可逾越。 不求死不离弃，心系故国都城。 暂时屈身终得伸张，终究成为世范。 位列易经卦象，与文王同辉。 光明永远照耀，祭祀世代传承。 古代缺失的颂词，由后世儒者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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