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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柳宗元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驳复仇议》现代文译文：
臣查阅史料发现，武则天时期同州下邽人徐元庆，其父徐爽被县吏赵师韫杀害，最终能手刃杀父仇人后自首认罪。当时谏官陈子昂建议处死徐元庆却在其家乡立牌坊表彰，还请求将此事编入律令作为永久法典。臣私下认为这个建议不妥。
礼法的根本在于防止暴乱。如果说"不可残害无辜"，那么为子复仇者都该处死。刑法的根本同样在于防乱。如果说"不可残害无辜"，那么执法者杀人也都该处死。二者根本目的一致，但具体运用不同，表彰与诛杀不能同时施行。诛杀该表彰之人叫滥用刑罚；表彰该诛杀之人叫僭越礼制。若以此示天下、传后世，求义者将迷失方向，避害者将无所适从，这能作为法典吗？
圣人制定制度，必穷究事理来定赏罚，根据实情来正褒贬，使二者统一。若能审察案件真伪，考辨是非曲直，追溯事情本末，那么刑法与礼制的运用就能明确区分。
若徐元庆之父未犯公罪，赵师韫纯属私怨杀人，仗势欺压无辜，而州官不追究，刑官不过问，上下包庇，冤屈无门。那么元庆视与仇人共戴天为奇耻，枕戈待旦合乎礼制，处心积虑刺杀仇人，坦然赴死无悔，这正是守礼行义。官员们应当羞愧道歉，哪有理由处死他？
若元庆之父确实有罪，赵师韫依法处决，那么其父并非死于官吏私刑，而是死于国法。国法岂能仇恨？仇恨天子法律而杀害执法官吏，这是悖逆犯上。逮捕处死是为维护法典，又何必表彰？
陈子昂的议论说："人皆有子，子皆有亲，若因亲缘关系互相复仇，混乱谁来制止？"这是对礼制的严重误解。礼制所说的复仇，是指蒙冤难申的悲愤，不是指因犯罪伏法被诛杀。所谓"他杀我亲人，我就杀他"，这是不论是非曲直，欺凌寡弱的行为。这难道不是严重违背经典圣训吗？
《周礼》规定："调人官负责调解民间仇怨。正当杀人者不得复仇，复仇者处死。若反复仇杀，举国共诛。"怎会允许因亲缘关系互相复仇？《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无辜被杀，儿子可复仇；父亲有罪被杀，儿子复仇就是冤冤相报，复仇不能消除祸害。"用这个标准来裁断相互仇杀案件，才符合礼制。
不忘父仇是孝道，不吝生死是义举。元庆能不逾越礼制，尽孝殉义，必是明理知道的贤者。明理知道之人，怎会与王法为敌？议政者反而要处死他，这是滥用刑法、败坏礼制，显然不能作为法典。恳请将臣的奏议附于律令之后。今后审理此类案件，不应再按旧议处理。谨此奏议。
赏析： 诗人这篇《驳复仇议》展现了其卓越的法治思想和辩证思维。文章通过徐元庆复仇案，深刻阐述了"礼"与"法"的辩证关系：二者防乱的根本目的一致，但具体运用必须严格区分。作者提出"穷理定赏罚，本情正褒贬"的司法原则，强调必须根据案件具体情节来判断，既不能简单以孝义之名宽恕私刑，也不能机械执法忽视正义。
文中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先指出陈子昂建议的自相矛盾，再分"父无罪"与"父有罪"两种情况论证，最后引用《周礼》《公羊传》经典佐证，层层推进，具有不可辩驳的说服力。特别是"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一段，对底层民众含冤无告的处境描写入木三分，体现了诗人对民间疾苦的深刻体察。
这篇政论不仅具有重要的法制史价值，其"统于一而已"的思想对今天处理情与法的关系仍有启示意义。文章骈散结合，既有"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这样的工整对仗，又有"判然离矣""介然自克"这样的精炼表达，展现了诗人政论文"辩如析薪，理如破竹"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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