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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苏辙
辙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饥寒穷困之忧不至于心，其身又无力役劳苦之患，其所任职不过簿书米盐之间，而且未获从事以得自尽。
方其闲居，不胜思虑之多，不忍自弃，以为天子宽惠与天下无所忌讳，而辙不于其强壮闲暇之时早有所发明以自致其志，而复何事？恭惟天子设制策之科，将以待天下豪俊魁垒之人。
是以辙不自量，而自与于此。
盖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来以至于今世，其所论述亦已略备矣，而犹有所不释于心。
夫古之帝王，岂必多才而自为之。
为之有要，而居之有道。
是故以汉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项氏之强；汉文皇帝之宽厚长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奸诈。
何者？任人而人为之用也，是以不劳而功成。
至于武帝，财力有余，聪明睿智过于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时有所折而不遂。
何者？不委之人而自为用也。
由此观之，则夫天子之责亦在任人而已。
窃惟当今天下之人，其所谓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谁？推之公卿之间而最为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为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为有勇。
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谁？而明公实为宰相，则夫吾君之所以为君之事，盖已毕矣。
古之圣人，高拱无为，而望夫百世之后，以为明主贤君者，盖亦如是而可也。
然而天下之未治，则果谁耶？下而求之郡县之吏，则曰：“非我能。
”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则曰：“非我责。
”明公之立于此也，其又将何辞？嗟夫，盖亦尝有以秦越人之事说明公者欤？昔者秦越人以医闻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为命。
越人不在，则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为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
他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属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为子之才治之，而无为我治之也。
”越人曰：“嗟夫，难哉！夫子之病，虽不至于死，而难以愈。
急治之，则伤子之四肢；而缓治之，则劳苦而不肯去。
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
夫伤子之四支，而后可以除子之病，则天下以我为不工；而病之不去，则天下以我为非医。
此二者，所以交战于吾心而不释也。
”既而见其人，其人曰：“夫子则知医之医，而未知非医之医欤？今夫非医之医者，有所冒行而不顾，是以能应变于无穷。
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于万全者，则是子犹知医之医而已。
”天下之事，急之则丧，缓之则得，而过缓则无及。
孔子曰：“道之难行也，我知之矣。
知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夫天下患于不知，而又有知而过之者，则是道之果难行也。
昔者，世之贤人，患夫世之爱其爵禄，而不忍以其身尝试于艰难也。
故其上之人，奋不顾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
在下者亦不敢自爱，叫号纷，以攻讦其上之短。
是二者可谓贤于天下之士矣，而犹未免为不知。
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为安天下之人，自重其发之为重君子之势，而轻用之于寻常之事，则是犹匹夫之亮耳。
伏自明公执政，于今五年，天下不闻慷慨激烈之名，而日闻敦厚之声。
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犹有越人之病也。
辙读《三国志》，尝见曹公与袁绍相持，久而不决，以问贾诩，诩曰：“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
绍兵百倍于公，公画地而与之相守，半年而绍不得战，则公之胜形已可见矣。
而久不决，意者顾万全之过耳。
”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
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岂亦此之故欤？明公其略思其说，当有以解天下之望者。
不宣。
辙再拜。
解缚与担当：诗人《上昭文富丞相书》中的政治寓言与士人精神
二十二岁的诗人，以一篇《上昭文富丞相书》叩开了北宋政治思想的大门。这位年轻的西蜀士子，身处簿书米盐之职，却心怀天下兴亡之忧。这封上书不仅是一篇政论文章，更是一幅展现宋代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精微画卷。诗人以"秦越人"的医病寓言为引，以汉唐帝王治国为鉴，在看似恭敬的笔调下，实则暗含对当朝宰相富弼施政风格的深刻批评，展现了一位青年士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与独立思考。
文章开篇，诗人谦称自己不过是"西蜀之人"，年仅二十二岁，虽得天子赐予的微职，却"未获从事以得自尽"。这种自谦背后，暗含着对更大政治舞台的渴望。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特意强调天子的"宽惠"与"无所忌讳"，这既是对皇权的颂扬，也是为自己接下来的直言不讳铺设安全通道。宋代士大夫在这种"颂圣—谏言"的双重话语结构中找到了表达政治见解的独特方式。诗人随后笔锋一转，直指"制策之科"的本质——天子设此科是为求"天下豪俊魁垒之人"，而自己虽"不自量"，却愿"自与于此"。这种自我推荐的方式，展现了宋代士人既保持尊严又恪守礼法的独特精神气质。
诗人的政治思想核心在文中表现得极为清晰——治国之道在于"任人"。他以汉高祖、汉文帝与汉武帝对比：高祖"恢廓慢易"却能吞强楚，文帝"宽厚长者"可服奸诈，皆因善任人；而武帝虽有超凡的"聪明睿智"，却因"不委之人而自为用"，导致"时有所折而不遂"。这一历史观照直指一个永恒的治国难题：领导者的个人才能与团队协作如何平衡？诗人给出的答案是明确的："天子之责亦在任人而已"。这种思想与宋代政治文化中强调"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理念高度契合，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对自身政治角色的自觉认知。
文章最精彩之处在于"秦越人"的寓言。诗人虚构了一位名医秦越人，面对患者"吾捐身以予子"的完全信任，却陷入治疗的两难：急治伤身，缓治无效。这则寓言有多层精妙隐喻：首先，它暗讽富弼执政过于追求"万全"，如同医者"守法密微"反而束手束脚；其次，它揭示了改革者常面临的困境——激进则遭抵制，渐进则难见成效；最后，寓言中患者那句"子自为子之才治之，而无为我治之也"，实则是诗人对宰相的委婉批评：过度的谨慎反而辜负了君民的信赖。这种以医喻政的手法，展现了诗人高超的修辞艺术，将尖锐批评包裹在看似客观的寓言叙事中。
诗人对富弼执政风格的评价颇为复杂。他承认富弼在公卿中"最为有功"，在士民中"最为有德"，在夷狄中"最为有勇"，堪称当世唯一"有才而可大用者"。但紧接着以"天下之未治"为问，暗指富弼未尽宰相之责。更微妙的是，他指出五年来天下只闻富弼"敦厚之声"，不闻"慷慨激烈之名"，表面是赞扬，实则是批评其施政缺乏决断力。这种明褒暗贬的表达方式，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奏议文学"主文谲谏"的传统特色。
文章结尾，诗人引用《三国志》中贾诩评曹操与袁绍相持的典故，指出曹操之所以"久不决"，是"顾万全之过耳"，并直言"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岂亦此之故欤？"这一历史类比将批评推向高潮，却仍保持着对宰相地位的尊重。诗人最终没有给出具体解决方案，而是期待富弼"略思其说"，这种留有馀地的劝谏方式，展现了年轻诗人已具备成熟的政治智慧。
《上昭文富丞相书》展现了诗人作为青年士子的精神世界：既有"不忍自弃"的进取之心，又有"任人而人为之用"的政治洞见；既恪守臣子之礼，又保持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既善用历史智慧，又能创造生动寓言以喻今事。这篇文章不仅是诗人个人才学的展示，更折射出宋代士大夫阶层整体的精神气质——在尊王的前提下追求道义，在循礼的框架内表达真知，在历史的镜鉴中思考当下。诗人后来在《历代论》等著作中发展出的政治思想，在此文中已见端倪。
当代读者或可从诗人的文章中获得双重启示：一方面，领导者确实需要如医者般的谨慎与责任感；另一方面，过度的风险规避可能导致错失改革良机。这种"越人之病"不仅是富弼的时代困境，也是任何改革者都可能面临的两难。诗人以二十二岁的年纪便能洞察如此深刻的政治哲理，无怪乎他能与父兄并称"三苏"，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这篇文章的价值，正在于它超越具体历史语境，触及了治国理政中一些永恒的矛盾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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