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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王安石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
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
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以下是《答司马谏议书》的赏析：
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是一篇对司马光责难的反驳和对自己的政治观点的阐明。文章开篇，王安石就明确指出，他们之间意见不合的原因在于“所操之术多异故也”。他并没有直接反驳司马光的指责，而是从讨论名与实的关系出发，把笔锋引向了治国安民的重大问题。因此，这一段议论显得极其自然，完全符合辩驳应持的态度。
随后，文章阐明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主要是：实行新法措施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而且也是遵循先王之政的表现；变法必然会遭到来自旧势力的阻挠和反对，不会一帆风顺，也不是生事，而变法的前景也并非一定会遭怨诽。王安石作为一个有远见、有胆识、不恤万难、立志变法的改革家，对变法的复杂性、曲折性是有充分认识的。文章写来有条不紊、不蔓不枝，具有严密的逻辑力量。
文章以古为鉴，针砭时弊，又充满着一种豪迈气概。这正是王安石散文的特色之所在。
以上就是对《答司马谏议书》的赏析，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译文：
致书信于您：
昨天承蒙您的指教，（我）私下认为与您游玩相处很久，（但是）讨论政事常常意见不合，（这是）由我们所持的政治主张不同（造成的）。即使想要强词夺理，终究必然不能被您所容。所以简要地回复您（指给司马光的那封信），不再一一自己辩解。（但）深深的思索之后发现您（对）对待我深深地厚爱我（不应轻率而不思考地表达反对意见），于反复思量考虑不应该轻率马虎，所以现在详细说明提出这些观点的原因，希望您或许能够原谅我的过失。
儒家所争辩的，最重视名与实的正确对应。名与实的关系明确了，而治理天下的道理也就得到了。现在您把（我）作为被教化的人看待，（却）认为我侵犯官职、干预政事、聚敛财利、拒绝接受劝谏（这几件事）是不对的，（我却认为）不被君主命令所驱使者就不能称之为侵犯官职；（自己）列举先王的政事来兴办有利于当代的事情、革除不利于当代的事情（不算干预政事）；（我）为天下理财（不是）聚敛财利；（我）排斥不正确的言论，（也）不被流言蜚语所阻挠（不是拒绝接受劝谏）。至于招来怨恨和诽谤的人原来就清楚会这么多怨恨和诽谤。（现在人们）长期苟且不求上进的局面不能改变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当时人）多数认为（要不得）（不是天灾）便是人祸而已；皇帝大人却要改变现状。我没有仔细估量众多的敌人！（如果不认真掂量情况），与上面那样的人数相较我几有可能胜过他们的地方呢？这样众人怎么会不气势汹汹呢？盘庚迁都城时，（有）满腹怨言的是老百姓，（并不仅仅是）朝廷上的士大夫。（盘庚）不是为了老百姓有怨言就改变他正确的主张，（他）是度量是否合于义然后才采取行动，（是因为）明知这样做不会后悔所以才这样做的啊。（如果）您责备我在我的职位上太久，（却）不能帮助皇帝大有作为，使得百姓生活和睦；（那我就感到非常惭愧了）。如果说现在应该什么事都装聋作哑，（一切守旧就好）；那决不是我敢理解的。由于无法会面交谈，不揣谨心情向往您到来的那一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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