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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归有光
宋尤文简公，尝爱孙兴公《遂初赋》，而以遂初名其堂。
崇陵书扁赐之。
在今无锡九龙山之下。
公十四世孙质，字叔野，求其遗址，而莫知所在。
自以其意规度于山之阳，为新堂，仍以遂初为匾，以书来求余之 按兴公尝隐会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为此赋。
其后涉历世涂，违其夙好，为桓温所讥。
文简公历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
而以遂初为况，若有不相当者。
昔伊尹、傅说、吕望之徒，起于胥靡耕钓，以辅相商、周之主，终其身无复隐处之思。
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
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日：“汝明勖偶王，在宜，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
”当时君臣之际可知矣。
后之君子，非复昔人之遭会，而义不容于不仕。
及其已至贵显，或未必尽其用，而势不能以遽去。
然其中之所谓介然者，终不肯随世俗而移易。
虽三公之位，万钟之禄，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
则其高世遐举之志，宜其时见于言语文字之间，而有不能自己者。
当宋皇桔、治平之时，欧阳公位登两府，际遇不为不隆矣，今读其《思颍》之诗，《归田》之录，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
况南渡之后，虽孝宗之英毅，光宗之总揽，远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宫闱戚畹，干预朝政，时事有不可胜道者矣。
虽然，二公之言已行于朝廷，当世之人主不可谓不知之，而终不能默默以自安。
盖君子之志如此。
公殁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复其旧，遗构宛然。
无锡，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过之者登其堂，犹或能想见公之仪刑。
而读余之言，其亦不能无概于中也已。
《遂初堂记》现代文译文：
南宋尤文简公因喜爱东晋孙绰（字兴公）的《遂初赋》，将自家堂室命名为"遂初堂"，宋光宗亲题匾额相赐。这座建筑原址在无锡九龙山下，如今尤公十四世孙尤质（字叔野）寻访旧址不得，便在山南依己意重建新堂，仍悬挂"遂初"匾额，来信嘱我作文以记。
考孙兴公早年隐居会稽，纵情山水时作此赋明志，后入仕途违背初心，遭桓温讥讽。尤文简公历仕三朝，虽蒙君主知遇却终老宦海，与"遂初"之名似有矛盾。然观伊尹、傅说、姜太公等贤相，从卑贱中崛起辅佐明君，终生未起归隐之念——古人践行大道本应如此。唯召公请辞时，周公以"当辅佐幼主承担天命"相留，可见上古君臣相得之谊。
后世君子既无古人际遇，又不得不仕。即便位极人臣，或未尽其才，或难急流勇退。但其心中耿介之志永不随俗转移，纵居三公高位、享万石俸禄，内心始终难安。这种超然物外之志，自然流露于诗文。如欧阳修在仁宗盛世尚作《思颍诗》《归田录》显露归心，何况南渡后孝宗、光宗时局远逊北宋？崇陵（宋光宗）晚年昏聩，外戚干政，国事日非。二公（孙绰、尤袤）虽谏言已达天听，终难缄默自安，此真君子本色。
尤公逝世四百年后，叔野重建旧堂于无锡——这南方士子进京要道。过往文人登堂，犹可追慕先贤风范。读罢此文，想必也会心有戚戚焉。
赏析： 诗人此文以"遂初堂"重建为由头，展开对士人仕隐矛盾的深刻探讨。文章采用"双线对照"结构：横向对比孙绰的"仕隐失据"与尤袤的"仕而慕隐"，纵向对比上古贤相"全心仕进"与后世文人"仕隐两难"。通过伊尹、周公等六组历史镜像，层层剖解"名实相悖"背后的精神困境。
文中"介然不移"四字堪称文眼，揭示了中国士大夫"身在魏阙，心存江湖"的永恒困境。诗人巧妙运用"堂"的空间意象——既是物理建筑，又是精神象征，暗喻士人永远在庙堂与山林之间寻找平衡点。结尾"遗构宛然"与"想见仪刑"的虚实相生，完成了从物质重建到精神传承的升华。
这种对士大夫集体心理的精准把握，使文章超越了一般记体文的范畴，成为明代散文中最具思想深度的政治文化寓言。诗人以史家笔法、哲人思辨、文人情怀，构建起一座比砖石更坚固的"精神堂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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