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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宋濂
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
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
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
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
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
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
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
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
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
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
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
虑民人未知，反为我雠，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
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
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谕中原檄》现代文赏析与译文
【原文赏析】 这篇由诗人执笔的檄文，是明代开国之际极具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革命宣言。全文以"华夷之辨"为思想核心，通过三重递进结构展开论述：先痛陈元朝统治之失道，次分析当前割据势力之弊病，终宣示朱元璋政权的正统性与包容性。
檄文最显著的艺术特色在于其严密的逻辑架构与强烈的情感张力。开篇以"冠履倒置"的典故痛斥元朝伦理崩坏，用"子烝父妾"等具体事例形成视觉冲击；中段以"河洛之徒"与"关陕之人"的对比揭露军阀本质；结尾"永安于中华"的承诺与"自窜于塞外"的警告形成强烈反差。文中"胡虏无百年之运"的预言，"天厌其德"的天命观，共同构建起改朝换代的合法性依据。
【现代文译文】
告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地百姓：
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都是中原华夏治理四方夷狄，从未有过夷狄入主中原却能统治天下的先例。自宋朝灭亡，元朝以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天下臣服，这并非人力所为，实乃天意使然。当时君主贤明大臣良善，尚能维系天下，但明达之士仍感叹本末倒置。此后元朝臣子违背祖训，败坏伦常：大德年间废长立幼，泰定年间臣子弑君，天历年间弟弟毒杀兄长，甚至弟娶兄妻，子占父妾，上下效仿却不以为耻，彻底践踏了人伦纲常。
君主是万民之主，朝廷是天下根本，礼义是治世准则。元朝如此作为，岂能垂范后世？等到后世君主昏庸，丧失为君之道，加上宰相专权，御史报复，官吏暴虐，致使民心离散，天下大乱，使我中原百姓死者惨烈，生者骨肉分离。这虽是人事所致，实乃上天厌弃元朝的征兆。古人说"胡人政权不过百年"，今日验证果然不假！
如今天道循环，中原气运复兴，亿万人中理当诞生圣主，驱逐外族，光复中华，重建纲常，拯救黎民。但十二年来，未见治国安邦之人，反使你们终日惶恐，身处动荡之地，实在令人痛心。现今河南、陕西等地虽有几个豪强，却忘却华夏祖姓，反以胡人名号为荣，借元朝旗号谋私，拥兵自重要挟君主，遥控朝政——这是河南之流；有的兵微将寡，据险自守，贿赂求官，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这是陕西之辈。这些人起初都以镇压叛乱为名获取兵权，待平定叛乱后，便骄纵蛮横，不再有忠君护民之心，互相攻伐，反成百姓大害，都不是华夏正统之主。
我本是淮西平民，因天下大乱被众人推举，率军渡江，建都金陵，据守长江天险，至今十三年。西至四川，东到大海，南辖福建，两湖江淮尽归版图。百姓渐得安宁，粮食渐足，军队渐强。每见中原百姓长期无主，我深感痛心。今奉天意，不敢懈怠，即将北伐驱逐外族，拯救苦难百姓，恢复华夏威仪。唯恐百姓不知我心，反视我为敌，举家北逃陷入险境，故先行宣告：大军到时不必躲避。我军令严明，秋毫无犯，归顺者永享太平，抗拒者自逐塞外。中原百姓理应由华夏之人治理，夷狄岂能长久统治？我担心中原久受外族玷污，百姓饱受苦难，故率众奋力肃清，志在驱逐外族，铲除暴乱，使各得其所，洗雪华夏之耻，望百姓体察！
至于蒙古、色目人等，虽非华夏族裔，但同生于世，若有知晓礼义，愿为臣民者，将与汉人同等对待。特此宣告，望周知。
【创作背景延伸】 这篇檄文创作于1367年朱元璋北伐前夕，具有三重历史意义：其一，确立"驱除鞑虏"的军事行动正当性；其二，与当时北方军阀划清界限；其三，展现新兴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包容政策。文中"淮右布衣"的自称与"恭承天命"的表述，巧妙融合了平民起义的正当性与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为后来"洪武之治"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其行文既有骈文的整饬之美，又具散文的雄辩之力，堪称中国古代政治文献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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