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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张耒
某尝以谓君子之文章，不浮于其德，其刚柔缓急之气，繁简舒敏之节，一出乎其诚，不隐其所已至，不强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为楚声，秦人之必衣秦服也。
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则潜德道志，不可隐伏。
盖古之人不知言则无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与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
呜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于其德，与夫无其德而有其言者异位也。
某之初为文，最喜读左氏、《离骚》之书。
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见于后，不可得而考。
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气道，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于繁，左顾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诚恻怛于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厌。
考乎其终，而知其仁也愤而非怼也，异而自洁而非私也，彷徨悲嗟，卒无存省之者，故剖志决虑以无自显，此屈原之忠也。
故其文如明珠美玉，丽而可悦也；如秋风夜露，凄忽而感恻也；如神仙烟云，高远而不可挹也。
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 自三代以来，最喜读太史公、韩退之之文。
司马迁奇迈慷慨，自其少时，周游天下，交结豪杰。
其学长于讨论寻绎前世之迹，负气敢言，以蹈于祸。
故其文章疏荡明白，简朴而驰骋。
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郁于中，故其余章末句，时有感激而不泄者。
韩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庙之江鼎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揽，则极言语之怀巧，有不足以过之者。
嗟乎！退之之于唐，盖不试遇矣。
然其犯人主，忤权臣，临义而忘难，刚毅而信实，而其学又能独出于道德灭裂之后，纂孔孟之余绪以自立其说，则愈之文章虽欲不如是，盖不可得也。
自唐以来，更五代之纷纭。
宋兴，锄叛而讨亡。
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试，休养生息，日趋于富盛之域。
士大夫之游于其时者，谈笑佚乐，无复向者幽忧不平之气，天下之文章稍稍兴起。
而庐陵欧阳公始为古文，近揆两汉，远追三代，而出于孟轲、韩愈之间，以立一家之言，积习而益高，淬濯而益新。
而后四方学者，始耻其旧而惟古之求。
而欧阳公于是时，实持其权以开引天下豪杰，而世之号能文章者，其出欧阳之门者居十九焉。
而执事实为之冠，其文章论议与之上下。
闻之先达，以谓公之文其兴虽后于欧公，屹然欧公之所畏，忘其后来而论及者也。
某自初读书，即知读执事之文，既思而思之，广求远访，以日揽其变，呜呼！如公者真极天下之文者欤！
《文心与德辉的千古对话——诗人〈上曾子固龙图书〉新绎》
（译文） 我曾认为君子的文章，从不超过其品德的高度。那刚柔缓急的文气，繁简快慢的节奏，都源自本心的真诚。不隐藏已达到的境界，不勉强表达未知的领域，就像楚人必操楚音，秦人必着秦服。正因言辞不浮夸于本心，所以通过文章便能窥见其潜藏的德行志向。古人若不懂言辞便无法识人，而今人困惑处在于割裂言与德的关系，或轻信其言而怀疑其行。可叹啊！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君子文章本就根植于品德，与那些有言无德者截然不同。
我初学为文时，最爱读《左传》与《离骚》。左丘明文采斐然，然其生平事迹湮没无考。屈原的仁德在于不忍独善其身，其气度宏阔，志趣高远，故其文辞回环曲折。初读觉其繁复，细品又疑其迂回，但那份至诚的悲悯使其文章周密而不令人生厌。终能明白：他的仁是愤懑而非怨恨，特立独行是为洁身而非自私。彷徨悲叹终无人理解，遂剖白心志而不求显达，此乃屈原之忠贞。故而其文如明珠美玉般璀璨可珍，似秋风夜露般凄婉动人，若神仙烟云般高远难及。以言观行，岂有不合之处？
自夏商周三代以降，尤爱司马迁、韩愈之文。太史公少年漫游天下，结交豪杰，其学擅长考究前代史迹，恃才敢言终致祸患。故其文章疏朗畅达，简朴中见奔放。因平生志向郁结于心，故篇末常带激愤难平之意。韩文如先王礼服、宗庙祭器般庄重，至其超逸绝伦处，纵使穷尽言语之妙也难以超越。唉！韩愈在唐代可谓生不逢时。然其犯颜直谏，临危忘身，刚毅诚信，更在道德崩坏之际独承孔孟遗绪自成一家。这样的品格，注定其文章不得不如此卓绝。
唐亡后历经五代乱离。大宋立国，平定叛乱。至仁宗朝，天下安定，休养生息，日渐富庶。当时士大夫悠游宴乐，往昔的忧愤之气尽消，文章创作渐兴。欧阳修首倡古文，近取两汉，远溯三代，出入于孟子、韩愈之间而自成体系，历经锤炼而愈见精纯。天下学者始以旧体为耻，竞相仿古。欧阳公实执文坛牛耳，当世文章高手十之八九出其门下。而阁下您实为其中翘楚，文章造诣与欧阳公比肩。前辈有言：您的文章虽晚出于欧公，却令欧公心生敬畏，甚至忘记辈分与您论道。我自读书始便研习阁下文章，反复思考，多方求证，日日领略其中变化。啊！像您这样的，才真正堪称天下之文的极致吧！
（赏析） 这篇文论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千年文脉长卷，诗人以"文德合一"为经，以历代文豪为纬，织就了中国古典文论的锦绣华章。文章开篇即以"楚声秦服"的妙喻确立"文如其人"的批评标准，将道德真诚性作为文学价值的核心尺度。在品评屈原时，诗人展现出精微的文本细读能力——他敏锐捕捉到《离骚》中"反覆曲折"的修辞特征，却将其溯源至"至诚恻怛"的情感本真，这种"由辞溯志"的解读方式，恰是宋代"以意逆志"批评方法的生动实践。
文章最具创见处在于构建了"文格—人格—时运"的三维批评框架。论司马迁突出其"奇迈慷慨"的文风与"周游天下"的经历对应；评韩愈则揭示其"刚毅信实"的品格与"道德灭裂"的时代张力；至欧阳修时，更敏锐指出太平盛世与古文复兴的内在关联。这种将文学风格置于作家生命史与时代精神中考察的视角，至今仍具方法论意义。
诗人对曾巩的推崇并非简单谀辞，而是置于宋代古文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来定位。他将欧阳修—曾巩的师承关系，转化为古文发展的辩证运动：欧公"开引豪杰"的开拓性，与曾巩"淬濯益新"的深化作用，共同构成宋代古文复兴的内在动力。这种文学史观照，使私人书信升华为具有史论价值的文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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