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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韩愈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
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
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
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
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
《原毁》现代文译文与赏析
【现代文译文】 古代君子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对待他人宽容而简约。严格全面，所以不懈怠；宽容简约，所以人们乐于行善。听说古人中有位舜帝，他的为人是仁义典范。追求舜的境界时，君子会自责："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到，我却做不到！"日夜反思，改正不及舜的缺点，培养与舜相似的品德。又听说古人中有位周公，他的为人多才多艺。追求周公的境界时，君子会自责："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到，我却做不到！"日夜反思，改正不及周公的短处，学习周公的长处。舜是大圣人，后世无人能及；周公是大圣人，后世无人能及。这样的人却说："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的缺陷。"这不正是严于律己吗？
对待他人则说："这人能有这优点，就算好人了；能擅长这个，就算有才艺了。"肯定一个优点，不苛求其他；看现在表现，不追究过往，唯恐对方得不到行善的好处。一件善行容易培养，一项技艺容易掌握，对他人却说："有这个就够了"，"能做好这个就够了"，这不正是宽以待人吗？
当今君子却相反。要求别人详尽苛刻，对待自己宽松简单。苛刻，所以别人难做好事；宽松，所以自己收获很少。自己没什么善行，却说："我这样够好了"；没什么才能，却说："我这样够可以了"。对外欺骗他人，对内欺骗良心，稍有所得就止步不前，这不正是对自己太宽松吗？对别人却说："他虽有这本事，但人品不行"；"他虽擅长这个，但实用价值不大"。抓住一点不足，忽略全部优点；追究过往过失，不看现在进步，唯恐别人获得声誉。这不正是苛责他人吗？这就是不以常人标准要求自己，却以圣人标准苛求别人，我看不出这种人的自我尊重。
这种现象有根源，就是懈怠与嫉妒。懈怠者不求进步，嫉妒者害怕别人进步。我曾试验过：当众说"某人是贤士"，附和者必定是他的朋友，或与他无利害冲突者，或畏惧他的人。否则，强势者会言语攻击，懦弱者会面露不悦。又曾当众说"某人不是贤士"，不反驳者必定是他的朋友，或与他无利害冲突者，或畏惧他的人。否则，强势者会出言赞同，懦弱者会喜形于色。所以事业有成必遭诽谤，品德高尚必受诋毁。唉！士人处在这种环境，指望声誉显扬、道德推行，太难了！居高位者若能记住我这番话，国家或许就能治理好了。
【原创赏析】 诗人这篇《原毁》堪称唐代批判现实主义的檄文，以"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鲜明对比，构建起双重镜像结构。文章开篇用"重以周"与"轻以约"形成道德坐标轴，通过舜与周公的案例，展现古代君子的自省精神——这种将圣贤平民化的比较思维（"彼，人也；予，人也"）打破了神圣崇拜，建立了可实践的道德范式。
文中运用"镜像修辞"极具穿透力：古人对己"不如舜周公为病"，今人则"我善是足矣"；古人待人以"一善足矣"，今人却"举其一不计其十"。这种对称式批判揭露了人性异化——当严于律己转化为宽以待己，宽以待人异化为苛责他人，道德就沦为攻击工具。诗人特别指出"怠与忌"的心理机制，通过社会实验般的场景描写（"某良士"的舆论测试），揭示出诽谤盛行的群体心理基础。
文章最后"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悖论，构成对唐代士林的尖锐诊断。那个"强者怒于言，懦者怒于色"的舆论场描写，至今仍具现实警示意义。诗人将个人修养问题提升至国家治理高度，这种由道德哲学向政治哲学的思维跃升，体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逻辑。文中反复出现的"足矣"与"不足"的辩证，恰是中华文化中"知足"与"进取"永恒张力的精彩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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