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朱熹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
此诗之所以作也。
”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
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
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
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
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
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
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
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
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
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计之所以为者然也。
”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闻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
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
虽《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
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
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
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
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
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
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
察之情性隐约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 问者唯唯而退。
余时方集《诗传》,固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
《诗人论诗的本质与教化》
有人问我:"诗歌为何而产生?"我回答:"人生来静默,这是天性;受外物触动而萌发情感,这是本性使然。既然有了情感,就会产生思绪;有了思绪,就会寻求表达;当言语不足以尽意时,自然就会通过咏叹来抒发,形成有韵律的诗章。这就是诗歌的起源。"
问:"那诗歌的教化作用何在?"答:"诗歌是人心感应外物后的语言表达。人心有正邪之分,言辞自然就有是非之别。圣人在位时,其感悟纯正,言语自然能教化世人。若感悟混杂,就需要执政者自我反思,通过诗歌进行劝诫。周朝鼎盛时期,从朝廷到乡野,诗歌都纯正无邪。圣人将其谱成乐章,用来教化百姓、治理国家。后来周室衰微,这套制度就荒废了。孔子虽无权位推行诗教,但通过删订《诗经》,去芜存菁,使后人能从中明辨善恶。这种教化虽不能在当时实施,却泽被万世。"
问:"为何《诗经》分为风、雅、颂?"答:"国风多为民歌,表达百姓真情。《周南》《召南》因受文王教化,情感中正,是风诗典范。其他国风则因各国治乱不同,情感有正邪之分。雅颂则是朝廷乐章,言辞庄重,义理深远,多为圣贤所作,堪称万世典范。即使是变雅,也是贤人忧时之作,其忠厚之心远超后世文人。《诗经》之所以为经,正在于它下通人情,上合天道。"
问:"该如何研习《诗经》?"答:"要从《周南》《召南》把握根本,通过各国国风了解变化,用雅诗端正规范,以颂诗达到和谐。具体方法包括:解析章句,考证训诂,反复吟咏,用心体味。在性情细微处观察,于言行发端时省察,这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能从中获得。"
(文末说明:这是诗人在淳熙四年冬为《诗集传》所作的序言,系统阐述了他对诗歌本质、社会功能及研习方法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