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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苏轼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论刑罚奖赏当以忠厚为本》
上古尧舜禹汤、文武成康时期，圣王们怀着深切的爱民之心，以仁厚长者的态度治理天下。见到善行就给予奖赏，并作诗歌咏赞叹，以此鼓励善始善终；发现恶行则施以惩戒，却又心怀怜悯，旨在促人改过自新。这些充满人情味的治国之道，都记载在《尚书》的篇章里。
周穆王时国势虽衰，仍命吕侯制定《吕刑》，其中体现的哀矜折狱精神，连孔子都颇为赞许。古训说："奖赏存疑时宁可从宽，刑罚存疑时宁可不罚。"这正彰显了仁政的精髓。尧帝三次否决皋陶的死刑判决，却又接受四岳推荐起用鲧治水，说明圣人之治重在宽仁。
《尚书》有言："罪行存疑从轻，功劳存疑从重。宁可放过有罪之人，也不枉杀无辜。"这真是至理名言！过度奖赏不过是仁厚之失，过度刑罚却会沦为残忍。古代圣王不单纯依靠爵禄奖赏、刀锯刑罚，而是以仁厚之道化育天下，使万民自然向善。
正如《诗经》所示：君子适时施恩能平息祸乱，恰当震怒可制止罪恶。《春秋》的微言大义，在于立法虽严而责人从宽。这种基于仁厚精神的赏罚之道，正是治国安邦的根本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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