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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张溥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五人墓碑记》现代文赏析与译文
【赏析】 诗人这篇碑记以苏州抗暴事件为背景，通过对比手法展现了五位市井义士的壮烈。文章开篇即以"皦皦"二字凸显五人如皓月当空的精神品格，与"富贵之子"的湮没无闻形成强烈反差。文中三次转折：先述五人激于义愤而死，再描其临刑"谈笑以死"的凛然，最终升华至"匹夫重于社稷"的史观高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市井小民（颜佩韦等）与缙绅阶层（周顺昌）并置书写，打破了传统碑记的等级观念，在明代散文中具有突破性意义。文中"扼腕墓道"的细节描写与"投缳道路"的历史呼应，构成完整的叙事闭环，使五位布衣之死具有了震慑阉党的现实力量。
【现代文译文】
这五位义士，是在蓼洲周公被捕时，为正义所激而赴死的。到如今，苏州贤士大夫请示当局，清理魏忠贤生祠废墟安葬他们，并在墓前立碑表彰其壮举。啊，何等隆重的哀荣啊！从五人就义到今日建墓，不过十一个月。这期间，那些富贵得志者病逝后寂寂无闻的已不知凡几，更何况乡野平民？唯独这五人光耀史册，为何？
我还记得丙寅年三月十五周公被捕当日，复社同仁率先为他鸣冤，募集路费送行，哭声震天。锦衣卫按剑喝问："谁在哭丧？"民众怒不可遏，将其打倒在地。当时巡抚毛一鹭是魏党爪牙，正是他主使抓捕。苏州百姓愤恨难平，趁其厉声呵斥时群起攻之，吓得中丞躲进茅厕才得脱身。事后他以"民变"上奏，朝廷处死了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位义士——如今墓中并列的遗骸。
临刑时，五人昂首骂贼，谈笑自若。头颅悬于城楼仍面色如生，幸得贤士出资赎回头颅与尸身合葬。呜呼！魏党乱政时，天下士大夫能不改节者几何？而这五个平民未读诗书，竟能为大义慷慨赴死，岂非奇哉？此后假传的圣旨虽多，终因苏州这场抗争，阉党不敢再大肆株连。魏忠贤也畏惧公义，篡位阴谋未能得逞，最终新君即位时自缢于流放途中，这何尝不是五人之力？
反观那些高官显贵，获罪时或仓皇逃窜，或削发装疯，其卑劣行径与五人之死孰轻孰重？蓼洲周公获朝廷追谥，五人亦得修墓立碑。如今过客无不跪拜泣涕，这实在是百世难逢的荣光。假使五人苟活终老，不过供人驱使，又怎能令豪杰在墓前扼腕痛惜？我与复社同仁感念空碑无文，特作此记，既阐明生死大义，更证布衣亦可重于社稷。
（文末提到的贤士大夫是：太仆卿吴默、翰林文震孟、姚希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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