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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 李斯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
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
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
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
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
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
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
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
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
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
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
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
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
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
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
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
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
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
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
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
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
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
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
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
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
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
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
唯明主为能行之。
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
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
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
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行督责书》现代文译文：
所谓贤明的君主，必须能够全面掌握治国之道并实行督责之术。实行督责，臣子就不敢不竭尽所能效忠君主。这样君臣的名分确定，上下的关系明确，天下无论贤能与否的人都不敢不尽心竭力为君主效命。因此君主能独掌天下大权而不受制约，可以享尽人间极乐，这才是贤明的君主，怎能不认真考察呢！
申不害说"拥有天下却不能为所欲为，这叫把天下当作枷锁"，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不会督责，反而像尧、禹那样为百姓操劳，所以称之为"枷锁"。不学习申不害、韩非的治国之术，不实行督责之道，不以天下供自己享乐，却白白劳苦身心为百姓牺牲，这是平民的劳役，不是统治天下的君主该做的，有什么可贵呢！让别人为自己效劳，自己就尊贵别人就卑贱；自己为别人效劳，自己就卑贱别人就尊贵。所以效劳别人的人卑贱，被人效劳的人尊贵，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古人之所以尊重贤人，是因为他们尊贵；之所以厌恶不贤之人，是因为他们卑贱。而尧、禹为天下人牺牲自己，人们因此尊崇他们，这就违背了尊贤的本意，可以说是大错特错了。说这是"枷锁"，不是很恰当吗？这都是不会督责的过错啊。
韩非说："慈母会养出败家子，严厉的家庭不会有凶悍的奴仆"，为什么呢？是因为能够施加惩罚。所以商鞅的法令规定，对在道路上倒灰的人处以刑罚。倒灰是小罪，却要受重罚。只有明君才能严查轻罪。轻罪尚且严查，何况重罪呢？所以百姓不敢犯法。因此韩非说"几尺布帛，普通人都不肯放手；熔化的百镒黄金，连盗跖都不敢拿"，不是因为普通人贪心，也不是盗跖欲望小，而是因为拿熔金必受刑罚。如果刑罚不一定执行，普通人连几尺布帛都不会放手。五丈高的城墙，连楼季这样的勇士都难以逾越；百仞高的泰山，瘸腿的羊也能在上面吃草。难道楼季觉得五丈城墙难，瘸羊觉得百仞高山容易吗？是因为陡峭程度不同。明君圣王之所以能长期保持尊位，独享天下利益，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能独断专行、严加督责、必施重罚，所以天下人不敢犯法。现在不致力于使人不犯法，却效仿慈母养败家子的做法，这是不明白圣人的理论啊。不实行圣人的治国之术，除了做天下的奴仆还能做什么呢？多可悲啊！
况且，如果让节俭仁义的人在朝为官，荒淫放纵的享乐就要停止；如果让直言进谏的大臣在身边，放荡不羁的念头就要收敛；如果让烈士殉节的行为显扬于世，纵情声色的娱乐就要废弃。所以明君能够排除这三种人，独掌君主的权术来驾驭顺从的臣子，建立严明的法度，因此地位尊贵权势重大。凡是贤明的君主，都必须能够扭转世俗风气，废除厌恶的，建立想要的，所以活着有尊贵的权势，死后有贤明的谥号。因此明君独断专行，权力就不会旁落。这样才能杜绝仁义之路，堵住游说之口，限制烈士行为，闭塞视听，独自决断，所以外不受仁义烈士行为的影响，内不被谏诤争辩的言论动摇。这样才能随心所欲而无人敢违抗。做到这样才算是懂得申不害、韩非的权术，实行商鞅的法制。法制完善权术明确而天下混乱的，从未听说过。所以说"王道简约而容易掌握"。只有明君才能实行。这样才算是真正实行督责，臣子就不敢不忠，臣子忠则天下安定，天下安定则君主威严，君主威严则督责必行，督责必行则所求必得，所求必得则国家富强，国家富强则君主享乐无穷。所以建立督责制度，就能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群臣百姓补救过失都来不及，哪敢图谋不轨？这样帝王的统治就完备了，可以说是懂得君臣之道了。即使申不害、韩非复生，也不能超过。
赏析：
《行督责书》是诗人向秦二世进谏的重要奏章，集中体现了法家极端专制的政治主张。全文以峻急犀利的笔锋，构建了一套严刑峻法、独断专行的帝王统治术体系。
从思想内涵看，文章将"督责之术"提升到治国核心的高度，主张通过严刑峻法建立绝对君权。诗人以申不害、韩非的理论为基础，提出"深督轻罪"的恐怖统治逻辑，认为只有严惩小过才能震慑大恶。这种将法律完全工具化的思想，彻底否定了儒家的仁政理念，把尧、禹这样的圣王也贬为"以天下为桎梏"的失败者。
艺术特色上，全文采用层层递进的论证方式，通过大量历史典故和形象比喻增强说服力。"慈母败子""熔金不取"等生动比喻，将抽象的法理具象化；"楼季难墙""跛羊登山"等对比，凸显了"峭堑之势"的统治哲学。排比句式的密集运用形成强烈的节奏感，如"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等连锁推理，展现出严密的逻辑力量。
历史价值方面，这篇文章真实反映了秦朝后期极端专制思想的恶性发展。诗人将法家学说推向极致，主张君主应当"荦然独行恣睢之心"，完全排斥仁义道德，这种思想最终导致秦朝的暴政和速亡。文中对绝对权力的崇拜和对人性的冷酷判断，成为后世反思专制统治的重要镜鉴。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文末构建的"督责-臣忠-国安-君富"的理想链条，实际上是一种封闭的专制逻辑循环，将国家完全视为君主的私有物。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与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形成尖锐对立，展现了战国末期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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