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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路温舒
汉昭帝逝世，昌邑王刘贺被废黜，汉宣帝刘询刚刚登上皇位。路温舒呈上奏书，奏书说：
昭帝崩，昌邑王贺废，宣帝初即位，路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其辞曰：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由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故桓、文扶微兴坏，尊文、武之业，
泽加百姓，功润诸侯，虽不及三王，天下归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乱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媮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臧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现代文赏析：
在汉代诗人路温舒，随信进言一篇尚德缓刑之议。他将整个背景安排在了汉宣帝新立登基、幼帝遗诏之下。期间尽心奏上，提及以德治国的必要性和减缓刑罚的重要性。其文字深得人心，仿佛看到一个智者以其博学深思、睿智深谋在阐述他的政治理念。
其中他提到了过去的历史，以史为鉴，引导读者认识到治理的良方。如齐桓公、晋文公以及文帝孝文帝等英明君主的伟大功业，均离不开以德治国。路温舒进一步解释道，唯有真正的仁德之道，才能化解灾难、复兴王朝。因此他建议，面对大汉当前所面临的局势，应该继承过去的教训，建立一个新的开明之政，公正公开审理案件，尊重人权、宽容忍耐，以求民生安定、天下太平。
他对秦朝的弊端进行了深入剖析，痛斥当时法律严苛、酷吏横行，使得社会动荡不安。而现今太平未洽的原因也在于此。他进一步指出，狱吏是国家的重器，掌握着生死大权，如果他们滥用职权、贪赃枉法，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因此他建议应该废除治狱之吏，改用德治、仁治来取代法治。只有这样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让社会充满和谐与安定。
他的观点得到了汉宣帝的高度赞扬和认可。由此可见，路温舒不仅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文人，也是一个有着深厚治国理念的智者。他敏锐地洞察到了时代的需要，积极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他的奏议不仅是个人思想的表达，也是对整个社会的深深关怀和期望。
整篇赏析可见路温舒深明大义，能观长远之虑。对于时局、人性和人情世态都有着独到的理解与关怀。这样的智慧与洞见使得他的奏议既有深远的意义又富有激情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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